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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亡清興時期發生了什么?秦暉新作解答了政治、軍事、農業等問題

2019-10-23 01:22 編輯:TF011 來源:北京晚報

明亡清興時段,勢力交錯,戰況復雜,而研究者關注核心不啻為“明何以亡而清何以興”。研究者習慣站在正統王朝更迭視角,著眼明、清兩股勢力的動向;談及李自成、張獻忠等起義軍,往往以“農民起義”概而論之,故而其各方面細節研究,仍有爬梳闡釋的空間。

作者:趙慕宇

《鼎革之際》,秦暉著,山西人民出版社

知名學者秦暉的新作《鼎革之際》,正是關注了明亡清興時段政治史、軍事史、農業史等相關問題。如他自己所說:“‘擺事實、講道理’即敘述重實證、議論合邏輯的功夫,關注底層和社會而不是只盯著帝王將相的視角,在我以后的各種研究中都是盡量堅持的。”《鼎革之際》收錄作者早期明清研究的數篇文章,全書展現出扎實考據和問題意識,第一部分著重論述南明史,分別討論了大順、大西政權后期的軍隊情況與性質,和盤托出南明弘光、隆武、永歷政權的更迭,以及抗清運動的三次高潮;第二部分著眼于孫可望在云南的“國主”政權,以“營莊”制度為核心,分析大西軍推行的獨特農業制度及其意義;第三部分則收錄作者關于李自成戰敗后身世、大順軍將領的系列考證,對于相傳已久的“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”的說法,作者通過多重考證,認為奉天玉乃川地軍閥李占春。

《鼎革之際》雖是秦暉早期文章匯集,然而其注重史實證據、結合事實進行創新闡釋的特征,卻可窺見一斑。史學無疑以“信實”為綱,可意義終究落于指導后世的“卓識”。大凡研究容易陷入兩種誤區,一則是考據饾饤之學,扎進故紙堆,無論大小遠近,驗證是非對錯,缺乏穿透性、全局性的問題意識;一則是論述闡釋之學,舊瓶裝新酒,罔顧史實根據,惶而直抒己見,雖有創見而極易流于空疏。秦暉之作往往能兼顧事實與闡發,更進一步說,是其闡發皆由歷史而來。

本書對云南大西建立政權的農制研究,便頗具代表性。孫可望是張獻忠死后領導大西軍的核心將領,他在平定“沙洲之亂”后,從掌權的縉紳階層手中,奪取云南控制權,作者將其定性為農民階層與縉紳地主階層的矛盾。

所謂縉紳,即官紳地主、現任官僚以及有“功名”的知識階層。明代對官僚及后備軍,均予以優待,舉人、監生、貢生乃至一般生員,都不同程度減免稅賦,他們被稱為“平民地主”。明中后期,稅賦雜捐愈發沉重,地主群體的免稅權力,自然導致自耕農選擇出賣土地,變為佃農。而同屬地主階層的“富民”(平民地主)又有所不同,他們和縉紳一樣剝削農民,可地位又低于縉紳。無論縉紳地主,他們始終以自身權益為考量,并與農民的權益互為沖突。

作者抓住土地危機這一核心,對大西軍在云南的營莊制度予以考察。孫可望領導大西軍雄踞云南,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。孫可望其人具備良好治理才能,然而野心極大,后不奉明朝正朔,甚至最終因內訌火并而降清。不過,大西軍推行的“營莊制”卻反映出對土地兼并的調整和對農業生產的革新。營莊制簡單說是“四六同分”,即政權收取四成而農民自得六成,后執行中也將一成分與地主。大西政權改變了地主對土地的賦稅征收權,但也等于間接承認了土地私有制;大西政權改變了農民困苦的生活和政權收集賦稅的數量,卻沒有使農民真正擁有土地。大西政權在云南取得的成就,其實是恰當地調整了生產關系,使之符合生產力狀況。在動亂年代,他們甚至使云南“農勤歲稔、物阜民安”,只可惜清廷后來倒行逆施,破壞了改革后的良好局面。

對于農民起義和農民政權,秦暉的這一研究值得借鑒。他說:“暴力并不是萬能的,它歸根結底只能是客觀經濟規律的體現者,是一種‘經濟力’。”“農民戰爭的歷史作業,是個不以人們(包括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)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。”大西軍在云南的農業改革,正是兩個原則的極好詮釋。

其實,千年以來,中國王朝的革故鼎新,往往與農民的存在狀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。然而這種聯系,又要深入具體歷史語境做考察,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。一直以來,秦暉教授關注農民從而觀照歷史,乃是得治史三昧,雖然其很多創新觀點往往存在爭鳴,然而其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,卻拓展了研究思路,使史料生發新價值、新意義。

 

 

來源:北京晚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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